五四运动激昂的民意,那种认为“中国就要亡”的危机感,其实不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处境真到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至少,1919年的中国,要比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要好得多。日本已经改变了当初的强硬政策,开始怀柔,即便对于山东的权益,至少在口头上,也说今后要还给中国。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虽然依旧被人看不起,但还多少得到了一点来自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好处,两国的租界收回了,在华的财产也没收了,一些被德国和奥匈帝国抢去的东西,包括现在放在北京火车站附近古观象台的古代天文仪器,也收回来了,连作为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掉了。但是,此时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却是受挫折感最强的时刻,因为原先的期待太大,此时落差也就更大。按照美国学者格尔 [ Guur ] 的说法,运动爆发之际,属于“相对剥夺感” [ relative deprivation ] 最强烈的时刻,因此,最容易产生反抗行动。21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为什么1915年中国最危险的时刻,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这样的运动,而恰恰在4年之后的1919年才涌现这样的大规模群体性抗议的原因。
(本文摘自《北洋裂变:五四与军阀》,张鸣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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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16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2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15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 《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169页。
4 郭廷以:《郭廷以口述自传》,第61页。
5(美)R·R·帕尔默著,董正华等译:《现代世界史——1870年起》,第595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6 《秘笈录存》,第4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7 《秘笈存录》,第71页。
8 《秘笈存录》,第67—68页,《顾维钧回忆录》缩编本,上,第三章第一节,北京,中华书局,1997。
9《顾维钧回忆录》缩编本,上,第45—46页。
10《秘笈存录》,第72—76页。
11《顾维钧回忆录》缩编本,上,第54页。
12 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五卷,第128页,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
13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307页。
14《秘笈存录》,第132页。
15《秘笈存录》,第133页。
16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194—197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
17 吴相湘:《民国人物列传》(上),第3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18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5—156、158页。
19《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18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20《顾维钧回忆录》缩编本,上,第57页。
21 Gurr,Ted,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