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刘邦以40万步卒抵御单于所率10万劲骑,遭大败后求和,此后汉室主要依托长城消极防御,并以假冒公主和财帛“和亲”,以缓匈奴南下劫掠。直到汉武帝时才大破匈奴,结束了双方的长期对峙。双方力量的消长,战马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霍去病在祁连山的墓冢前有大型的石人石兽,作为墓地装饰。这些石雕群中,有驯顺动物,凶猛兽类,其中最精彩的一件是《马踏匈奴》。这件石马,表现的是和霍去病生死相依的马。霍在生前就是骑着这匹马征战厮杀,立下战功的。石马实际上是霍去病的象征。石马高1.68米,长1.9米,形态轩昂,英姿勃发,一只前蹄把一个匈奴士兵踏倒在地,手执弓箭的士兵仰面朝天,露出死难临头的神情。
马踏匈奴
匈奴公元前4世纪末崛起于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民族精力充沛、组织严密、能征善战。《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匈奴民族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了西汉政权的劲敌,作为草原民族,马的迅捷和灵活带给他们的是军事上空前的活力和优势,也赋予了骑马民族战斗的人生,马成为草原民族生死与共的朋友。
对于匈奴而言,马特别重要。汉族的陪葬品是玉器、瓷器之类,匈奴人陪葬的是马头。在外贝加尔、蒙古和内蒙古地区发掘上千座匈奴墓葬里,多见马头陪葬。马不仅是匈奴人财富的象征,更是匈奴民族竞争力的源泉。
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和平时期它更多是作为交通工具,战争时期,它就成为战马。从出土实物看,匈奴马匹身体略矮,头部偏大,应属于蒙古马。
蒙古马虽不十分高大,但作为草原战马更较其他马种占有优势。蒙古马体能充沛,耐力持久,行动迅速,非常适应高原环境。这些优良的战马再配上先进的御马工具——马笼头和便于乘骑的马鞍,大大增强了匈奴军队的战斗能力。《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种“尽为甲骑”, 表明战马是匈奴军事的重要组成元素。“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充分显示了匈奴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也正如此,匈奴在失去了祁连山,哀歌“使我六畜不繁息”。
汉经文帝、景帝两代六七十年休养生息,仓储充实,牲畜大增。汉武帝登基时官马即达40万匹,并出现“庶众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之繁荣景象,才有了建立骑兵集团与匈奴对等较量的基础。汉武帝依仗这一实力,于公元前133年对匈奴开战。经汉室几代征战,至公元前36年汉军攻陷郅支单于城,匈奴一部投降一部远迁,对长城以南农耕文明的致命威胁至此消除。
汉匈战争期间,汉军骑兵在速度、冲击力、载动力和骑术方面都不逊于对手,数量还多于匈奴,从而改变了此前以步对骑、以慢应快的被动局面。汉军拥有庞大的骑兵集团,又能通过历来步兵难以逾越的长城外数百公里缺水地带,一再向漠北草原出击,就此有了寓防于攻的主动地位。汉朝经百年持久消耗战终于击败匈奴,也是优势经济实力支撑的马业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