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经验的清朝使团准备中止谈判回国,这下轮到戈洛文伤脑筋了。于是,当天夜里,戈洛文就急急派出俄方拉丁语通译跟耶稣会教士进行了密谈,“允诺给他们以大君主的恩德和赏赐”,即珍贵礼物。传教士们为俄国人效劳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这令戈洛文喜不自禁,传教士们给他送来了一个千金难换的重要情报,将康熙所定的中方底牌和盘托出。
谈判之前双方制定的方略
1689年8月18日,戈洛文带着1700多名俄军赶到了尼布楚,而此时中国使团早已在尼布楚城外恭候半月有余!中国使团从北京出发时带了5个月的粮食和用品。来时路上花了49天,如果计算返回的行程,在尼布楚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半月,否则不仅粮食告罄,衣服也会抵不住西伯利亚早来的寒风。因此戈洛文到达尼布楚的当天,双方就急急互派使节筹备一应事宜,准备进行边界谈判——依照俄国人后来的说法,“决定外贝加尔地区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在前往尼布楚谈判的使团即将出发时,康熙指示,“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理由是“今以尼布潮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这表面上看似体现了谈判的灵活性,实质上却依然是“天朝”对“藩属”居高临下“怀柔远人”心态的反映。
与思想尚停留在朝贡体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的清方的慷慨大度相反,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沙俄当局制定了三套中俄边界的划分方案。第一套,也就是最高要求,是以黑龙江为界,即并吞整个黑龙江北岸;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退而求其次的第二方案要求以牛满江或结雅河(精奇里江)为界,占领黑龙江中游北岸;纵然是所谓最低要求的第三方案,俄国也坚持占领已经在清军的长期围困下朝不保夕的阿尔巴津(雅克萨),并在精奇里江一带保留中俄共同的渔猎场,戈洛文受命“以军事手段达到上述一切”。
但这样的如意算盘并没有能够持续得太久。1687年9月,从莫斯科匆匆出发的信使赶上了戈洛文使团,送来了沙皇当局对谈判的第二份训令,指示“为了同博格达汗(指清朝皇帝)保持最牢固的友谊”,可以拆除雅克萨的俄国堡寨以换取中国开放通商。同第一份训令中的杀气腾腾截然相反,第二份训令向戈洛文强调“除非他们(清朝)采取极不友好和蛮横无礼的行动,决不要发动战争和造成流血事件。”1688年7月,俄国外务衙门的一名书吏又给戈洛文带来了第三份训令,谕令在退出雅克萨后中方仍不满意的情况下,可以以退出包括尼布楚在内的“达斡尔地方”的最后方案来签约。
传教士卖身戈洛文
1689年8月22日拂晓,期待了三年之久的中俄谈判终于开始了。在正式谈判前,张诚和徐日升两位传教士作为中方代表前往俄营拜访戈洛文,虽然有清朝官员陪同前往,传教士仍然肆无忌惮地用清朝官员听不懂的拉丁语与戈洛文打了招呼。徐日升和张诚的正式身份是大清使团的顾问,但在实际谈判中,他们两位还充当了另一个更基础的角色——翻译。
会说拉丁语的戈洛文表示:“希望从耶稣教的愿望出发,能够倾心于全权大使(指他自己)。”而传教士们回之以“按自己的信仰,有责任在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务中,对基督教徒给予帮助”!随后传教士们甚至瞒着他们的护送给戈洛文送来一封信,索要价值不菲的“貂皮、银鼠皮、玄狐皮和上等酒”,作为回报,传教士们允诺提供关于清朝使团意图的情报!不用说,他们的要求立即得到俄方的满足。
尽管远在莫斯科的沙皇为了急于签约而步步退让,在尼布楚谈判现场的戈洛文却依然显得咄咄逼人。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敢于忤逆沙皇的旨意,而是因为他自信有了传教士们做内应,谈判已经胜券在握。
两次谈判都不欢而散
会议伊始,戈洛文就污蔑清方“置两国之间的友谊于不顾,制造流血事件发兵来犯沙皇陛下臣民”,要求将“(清朝)军队以武力新占领的地方,归还我大君主沙皇陛下方面”,不然的话“由沙皇陛下勇敢的将军率领的军队准备敉平敌人!”如此贼喊捉贼一样的倒打一耙理所当然地被中方严词驳回。
索额图以无可争辩的史实回顾了俄国哥萨克侵入黑龙江流域的斑斑劣迹(以致在当地居民中谁要一提起哥萨克,“就使他们想到拷问、拐骗、死亡和吃人”);在“当地居民多次向皇帝控告这些哥萨克”的情况下,清朝才被迫进行自卫;在第一次攻克雅克萨后,清军释放了全部俄国俘虏,但俄军头目领托尔布津却又背信弃义挑起第二次雅克萨战争。
但戈洛文一口咬定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为沙皇陛下所领有,而汗殿下(指清朝皇帝)则从未管辖过”,对此索额图严正声明:“黑龙江一带沙皇陛下的人从未领有过,贝加尔海(湖)这面的所有土地都隶属于中国皇帝方面”,“上述土地上的居民一直向中国政府纳税,他们的领袖和子孙至今健在,许多人逃到了中国内地”。戈洛文举不出任何理由反驳这些铁的事实,他一会儿说“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游牧者过去根本没有向任何人缴纳毛皮实物税”,一会又不得不承认“在古代某个时期这些达斡尔居民曾向汗殿下方面缴纳过实物贡”,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最后干脆表示“没有时间来讨论历史事实”!
就在戈洛文陷于理屈词穷而狼狈不堪的窘境时,“吃人嘴软”的传教士出来为他解围了。徐日升以貌似公正的姿态,给中俄双方各打了五十大板:“当他们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手也不是束缚着的……我们的人也尽力杀戮”,他在“不咎既往”的幌子下建议被侵略者和侵略者共同停止“无休止的争论”,立即讨论划界问题。戈洛文马上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立即表示赞成并抛出了第一个划界方案,即沙皇训令中的最高要求:以阿穆尔河(黑龙江)至海为界。这个方案大大超过了康熙指令给清朝使臣们的底线,因此被断然拒绝。而清方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中俄国界的建议也被不为戈洛文接受。两国使团的第一次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便告散会。
第二天(1689年8月23日),中俄双方开始第二次谈判。戈洛文率先做出“让步”,先后提议以牛满江和结雅河(精奇里江)为界,实际这两处都在雅克萨下游一千多公里处,也就是将清方实际控制的黑龙江中游北岸都划入俄国版图。清方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但为表示诚意而做出巨大让步,提议以石勒喀河为界,将尼布楚割让给了俄国。这一方案实际已经高于沙皇训令戈洛文中的俄方底线。
不料,清方的和谈诚意换来的却是戈洛文的肆意嘲弄,“真是应当感谢我们的钦差大臣把这样一处无可争辩的地方给了他们”,“俄国人被允许在自己家里(尼布楚)休息”!这不啻迎面一盆冷水浇灭了中国使团的谈判成功希望,索额图向漫天要价的戈洛文宣布“再无别的边界可以接受”,第二次会议同样无果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