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续资治通鉴》卷五记载,卢多逊做知制诰(秘书)时,看到宋太祖求知欲旺盛,经常派人到史馆取书,身兼史馆负责人的卢多逊便叮嘱手下工作人员:太祖皇帝到史馆取了什么书,一定要及时汇报,不得有误。信息报上来之后,卢多逊马上连夜通读这些书,于是每当宋太祖问到书中内容,他都能对答如流。宋太祖越来越喜欢他,先让他做“参知政事”(副宰相),再让他做同平章事(宰相)。
卢多逊虽然投机成功并权倾一时,但后来却裁了大跟头,高士奇则不然,他不仅生享殊荣,而且死赐祭葬并福及子孙。从这一点看来,高士奇要比他幸运多了。
五
高士奇用金钱收买康熙身边的太监,套取康熙生活起居和工作信息。而他获取这些信息之后,除了为自己所用之外,更多的是拿来炫耀自己消息灵通和“门路独真”,有时还公开转手倒卖,这就更不是谨慎的人所能做出的事了。关于这一点,许多笔记野史都有详细记载和描述,如《簷曝杂记》卷二是这样写的;
“每归第,则九卿肩舆伺其巷皆满,明公亦在焉。江村直入门,若为弗知也者。客皆使傔从侦探:盥面矣,晚饭矣。少顷,则传呼延明相国入,必语良久始出。其余大臣或延一、二入晤,不能遍,则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见,请俟异日也。’诸肩舆始散。明日伺于巷者复然。以是声势赫奕,忌者亦益多。”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高士奇每天下班的时候,朝廷各个部门的大臣们都挤在他家门口的马路上等候他回来,大学士明珠有时也在其中。好不容易看到高士奇的身影出现,他却装着没有看到大家,目空一切地进了家门。这些人跟高士奇搭不上话,只好派仆人进高府打探消息,连高士奇什么时候洗脸,什么时候吃晚饭,都一一报出来。对于旧日“恩人”和当朝“宰相”明珠,高士奇还算给了面子,因为再过一会儿,就传话让明珠进去,两人交谈许久,明珠才出来。对于其余的“部长”和“副部长”们,高士奇可没有这么多时间接见,往往只选择其中的一至二人叫进去见见,就让家奴出来通知说:“时间已晚,不再会客,改天再说吧!”这些人只好骑马乘轿而散。第二天,这种情况又重复出现,几乎天天如此。
朝中大臣不厌其烦地腆着脸来拜见高士奇,当然不单纯是套近乎,也不是一般的拉关系,而是向高士奇探听只有他才知道的内幕信息,或通过高士奇之手向皇上传递什么东西。在专制时代,祸福之间,往往决定于消息的灵通与否,在这方面高士奇确实独擅胜场,所以他常常用“门路独真”的话作招摇——这话不假,走别人的门路,能不能达到御前,大成疑问,只有高士奇,随时可以找到向皇帝进言的机会,当然他是用旁敲侧击、迂回婉转的方式,使康熙在不知不觉中听了他的话,受了他的影响。就这样,高士奇的住所成了政府第二情报站或政府第二办公厅。来人自然不会空着手,荷包里总要带几张银票,仅仅这一点,就成了高士奇滚滚不尽的财源。
高士奇如此招摇,自然会遭人嫉妒,更会激怒正直之士,有人于是向康熙反映说:“高士奇这个穷光蛋,自己挑着铺盖来京城找事做,如今只要问问他有多少家产,就知道他收受了多少贿赂。”康熙果然如此问了高士奇一次。你道高士奇怎么回答?他一点不在乎,想也不想就实打实承认:“督抚诸臣,以臣蒙主眷,多有馈遗。其实圣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参预一字。在彼诚无益,在臣则寸丝粒粟,皆恩遇中来也。”(《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一)当时社会上虽然流行“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淡(澹)人(高士奇)”这种说法,但康熙听了高士奇的花言巧语后,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就只是笑了笑,不再追究了。后来,康熙可能又听到了一些不利于高士奇的言论,于是一方面提醒高士奇多“防备”,另一方面故意向身边人放话说:“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赀?可细究乎!”康熙这一套“法不责众”的歪理论,显然是在放烟幕弹,以便混淆视听,达到遮盖高士奇违法犯罪事实的目的。所以,他不追究高士奇的不法行为,是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的。
六
俗话说:“夜路走多了,难免遇见鬼。”对高士奇而言,也是如此。
就在高士奇的权势发展到最为显赫之时,康熙二十八年冬天,左都御史郭琇终于向他亮出了正义之剑,上疏将他弹劾回家。
郭琇原本就是康熙朝著名的清官和直臣,他弹劾明珠下台之后,更是直声震天下,并获得了“铁面御史”(《履园丛话·旧闻》)的美誉。郭琇因此受到康熙的格外器重,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连续四次提升他的职务,先由佥都御史升任太常寺卿,继而升内阁学士,再升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最后升任左都御史,仿佛不如此就不能奖赏他的功劳。佥都御史只是都察院的一个中层干部,左都御史则是都察院的最高领导,官居从一品。一般人需要上十年时间才能走完的程序,郭琇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可见他当时的风头是多么强劲。郭琇正是挟着这股余威,向高士奇叫板的。
当然,要扳倒高士奇这种极其特殊的人物,仅有勇气和能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事实。郭琇手上恰恰掌握了高士奇与原任左都御史王洪绪等人结成死党,内外呼应,招摇撞骗,大肆收受贿赂的大量犯罪事实。他于是精心准备了一篇弹劾文书,从四个方面详细论证了高士奇的杀头之罪。这篇雄文被许多文献资料所引用,《清史稿》和《清史列传》的高士奇本传虽然都只有一千来字,却用了一半左右的篇幅来抄录这篇奏疏,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士奇出身微贱,其始徒步来京,觅馆为生。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使之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而士奇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权,以图分肥。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者。声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之可诛者一也。
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给事中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兄顼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揽。凡督、抚、藩、臬、道、府、厅、县及在内大小卿员,皆鸿绪、楷等为之居停,哄骗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护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而人之肯为贿赂者,盖士奇供奉日久,势焰日张,人皆谓之门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为撞,遂亦居之而不疑,曰:“我之门路真。”是士奇等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
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横有年,事发潜遁。有虎坊桥瓦房六十余间,价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此外顺成门外斜街并各处房屋,令心腹出名置买,寄顿贿银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杭州西溪广置园宅。以觅馆糊口之穷儒,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无非取给于各官。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是士奇等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其罪之可诛者三也。
皇上洞悉其罪,因各馆编纂未竣,令解任修书,矜全之恩至矣!士奇不思改过自新,仍怙恶不悛,当圣驾南巡,上谕严戒馈送,以军法治罪。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鸿绪在淮、扬等处,招揽各官馈送万金,潜遗士奇。淮、扬如此,他处可知。是士奇等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详见《清史稿·高士奇传》和《啸亭杂录》卷三)
郭琇所写的,不仅条条都有真凭实据,而且他揭发的主要问题,如高士奇的欺君灭法,背公行私,谄附大臣,揽事招权,都是古代皇帝对大臣最为猜忌的,康熙又岂能两样?郭琇抓住这几个要害问题进行检举揭发,可以说完全摸准了皇帝的普遍心理,打中了高士奇的要害,确实是一道很有威力和十分具有杀伤力的弹劾文书。这道疏文一上,既容不得高士奇一伙半点狡辩,也堵死了康熙继续保他的所有门路,无奈之下,康熙只能令高士奇“休致回籍”。
七
最后我想用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一中说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已经不短的文章:
文恪以单门白士,徒步游长安街,遭辰遌时,平陟通显,仁皇帝(康熙)数十年之矜全培护,断非他人梦寐所敢几,奈词章而外,他事无闻。其结欢内侍,纳赂疆臣,无非为身家富贵之计,依恃宽大,巧言自文,不以墨败,幸也。视世之五谏(五种进谏方式)从讽,片语回天者,辟(屏除、驱除之意)诸草木,区以别矣。
的确,高士奇除了做事认真勤奋,写得一手好字,还有很会讨好康熙之外,工作上再没有其他积极作为,然而偏偏就是这么一个只为“身家富贵”着想的穷秀才,数十年来不仅得到康熙高度信任和重用,而且即使他违了法,犯了罪,康熙也是着意成全和保护。相比之下,那些忠直之士,敢言之人,以为一言能够兴邦,片语可以回天,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通过各种方式提建议、进忠言,结果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往往如杂草朽木一样被屏除掉,这究竟是何道理呢?何况康熙还是历史上大有作为的明君,要是碰到好歹不分、忠奸难辨的昏君,世道人心又会坏到何种程度呢?(眭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