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强力拥蒋的《生活》杂志指斥为“本周恶棍”的并非少帅一人。劫持主意是与当地一位将军—同样担心其地位的前土匪杨虎城共同谋划的。当杨建议捉拿蒋介石迫使其就范时,张最初反对这一想法,但在蒋威胁将派遣一位更加有雄心的将军去领导反共战役,并将他排除在军事会议之外后,他的想法改变了。
少帅还处在愿与共产党合作的左翼顾问的压力之下,中国人在内蒙古对日本傀儡军队的一次胜利也许增加了采取行动的召唤力。挥舞旗帜在西安的大街小巷举行示威游行的学生们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并且呼吁释放七位因敦促共同抗日而在上海遭到拘押的爱国人士(七君子)。总司令要求张惩罚他的左翼顾问,并且称西安为“红城”。警察向示威人群开枪射击,打死了两人。而当张转达学生们的主张时,蒋介石则拍着桌子破口大骂。
12月11日总司令前去少帅有着高大窗户的复杂而又现代化的砖楼里看望了他,然后两人一同出席了由总司令主持的晚宴。蒋介石的一位将军告诫说可能会有针对他的阴谋并建议他乘火车离开,但这位国民党的领袖却决定留下来,并驱车经过城东白雪覆盖的麦田来到温泉。张在返回到他的司令部前又出席了一个社交场合。他登上了楼前的16级台阶来到了二楼会议室,里面的沙发和椅子上覆盖着雪白的外罩,还有铜质吊灯、粉红色玻璃以及挂在墙壁上的巨幅作战地图,13位军官已在那里等候良久。少帅告诉他们,他已经决定抓捕蒋介石,“除非绝对必要,不许开枪射击。”他命令道,“总司令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被活捉,而且不许受到任何伤害。如果他受伤,我就枪毙你们。”
孙上校的队伍完全没有理会不许开枪的命令。绑架完成后,张在一封致全国与地方领导人的通电中,遵循突出其地位的通行做法,号召改组政府,结束内战,释放在上海被捕的反日人士及其他政治犯,实行言论自由,结束对民众爱国运动的限制,召集救国会议,实行国父孙中山所阐明的鼓励民族、民权、民生的政策。
此后,张对接下来该做什么束手无策。他的俘虏拒绝与他对话,他的军事地位也不够强大,南京的军队正在向西安逼近,而当地的士兵则拒绝进攻由亲蒋的指挥官控制的飞机场。从那里起飞的20架轰炸机盘旋在这座城市的上空,更加剧了它的不稳定性。就在其举棋不定的时刻,少帅求助了一位在中国的最为非凡的西方人。
威廉·亨利·端纳来自澳大利亚,尽管他并不会讲汉语,但这位前记者却成了一系列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领导人的顾问。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是这样描述这位绝对戒酒的澳大利亚人的,他是“一个面色红润的严肃的人,长着……一个大而敏感的鼻子。”当伊舍伍德将要与其旅伴、诗人W.H.奥登去一个战区访问时,端纳警告说,他们可能不得不吃中国人的食物。“绝对不要碰那些东西!”他补充道,面部表情厌恶并抽搐成了一团,“它会毁掉你的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