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语录:“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华国锋替我解了围。华国锋同志是个很厚道的人,我一直很感激他。对他是不公道的。”“四人帮是谁支持的?还不明白吗!”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全国范围内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展开了。毋庸置疑,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
在那次四个副总理谈话后,鉴于父亲顽固的态度,政治局全体成员深夜驱车来到人大会堂,接见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的党组成员们,向他们宣布了刚刚作出的决定:张爱萍同志在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门的工作中,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的错误,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决定,张爱萍要接受群众批判。随后,一行人又驱车来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向早已等候的三总部和国防科委的党组领导成员宣布了同样的内容。
在上述两个地方宣布决定时,邓小平都有一句极其简短而相同的话:“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既是铁腕人物,倒台也有倒台的样子。
响当当的72字“检讨”
主席说:对爱萍还是要帮嘛
12月3日晚,李一氓突然登门,他刚随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了福特总统,还没来得及回家就匆匆赶来了,说是有个重要的情况要告诉。据妈妈回忆:“氓公(指李一氓)告诉我,会见结束告辞时,小平同志专门提到了爱萍,他对主席说:‘张爱萍去七机部搞整顿,是我派去的。’主席接着就说:‘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对爱萍还是要帮嘛。’氓公说,从毛的态度看,估计问题不致太严重。你赶快和爱萍说说,让他宽宽心。”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由于毛、邓之间联系的管道已经被毛远新所阻断,邓小平只能抓住会见结束后的这个宝贵机会,他没有陈述自己的委屈,而是为部下开脱责任。邓小平真的令人敬重。
再度倒台进入倒计时
和右派们一样,左派们也绝不会听从毛泽东安排的。
中央文件的精神是,批判右倾翻案要联系本单位的实际,于是就有了“批邓联张”,铁路系统则是“批邓联万(里)”,科学院是“批邓联胡(耀邦)”,教育部是“批邓联周(荣鑫)”。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共同组成“联席会议”,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
被调离的造反派头头舒龙山又被请回来主持会议了。
王洪文亲自到会讲话:“张爱萍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伟大胜利,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
江青更是信口雌黄,参加了政治局听取科委“批邓联张”汇报会议的马捷说,江青在会上调子最高,说:“张爱萍不是好人,是个通台湾的特务,要把他彻底打倒。”
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后,张春桥也出来说话了:“这只能说明,卫星上天是个幌子,红旗落地才是他们的真意。”
“四人帮”全体上阵了,反作用力的能量远远超过父亲刚来230厂的时候。
中国当时的政局,就像一架失控了的天平,或像一艘要沉的船,无论在哪边加一点轻微的力,都会造成更大的偏移振幅,毛泽东已经左右不了局面了。
对方已开始读秒,他们说,张爱萍的再度倒台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尖兵”发射成功
政治上的巨大压力,使父亲精神更加振作,他把心思都放在了这颗卫星上。
他一直住在招待所,他根本无暇也没想去追回“文革”后被别人占据了的家。在招待所与前沿阵地联系不方便,他就干脆住在指挥室里。
1975年11月26日,是个大晴天。一大早,父亲就和总设计师孙家栋等人来到指挥室。父亲再次询问发射基地一切是否准备停当,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上报中央专委,下命令准时发射。
一瞬之后,前方报告:发射成功,卫星进入预定轨道!顿时,指挥室里一片欢腾,但父亲说:真正圆满的成功,是卫星胜利归来的时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多么漫长而焦虑的等待!
11月29日下午,渭南测控中心报告:“‘尖兵’返回大气层,进入角……高度……速度……”
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指挥室里,操作人员的手就按在炸药起爆按钮上。“尖兵”把它的着陆点选在贵州。越过国境,对这颗星来说,也就几分钟的路程。总设计师孙家栋说:“卫星按预定时间返回,落在贵州关岭铁索桥的树林里。奇妙的是,这里正是长征时期张爱萍大获全胜的地方。”
太神奇了,大科学家也相信命运?
“尖兵”发射成功后,11月30日,根据军委的要求,我们替父亲写了份检讨。这份检查陈锡联看了后特别高兴,说:爱萍同志的检讨很深刻嘛,我看可以过关了。因为没有签字,又给退回来了,但就是这个名字,父亲死活不肯签。陈锡联很无奈,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检讨一下过了关不就算了嘛。
父亲真的病了,连续紧张的工作,无休止的批判,毕竟是65岁的人了。在一次参加批斗会回来后,人就不行了。心肌梗死。幸得301医院的护士小孙发现得早,加上王士雯主任的果断抢救,才得以脱离危险。
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得太多了。他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
父亲心脏病突发,301医院立即上报军委。
7000人批斗会上,72字检讨掷地有声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愈演愈烈。
1976年1月18日经中央批准,由国防科委和七机部联合召开批判张爱萍的大会。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系统,包括230厂职工及社会各界共7000人参加。地址选在先农坛体育场,中央、国务院机关和解放军驻京大单位及新闻媒体都被邀请参加。
父亲一早就起床了,他刮了胡子,对镜着装。在医院里住久了,会显得衰老疲惫。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影响到他形象的事,在今天是决不允许的。
我们家人都没有陪去,原因很明显,目睹自己的亲人承受磨难和屈辱,谁也受不了。我们偎坐在妈妈身边,企盼着噩梦的结束。
原以为怎么也要大半天吧,没想到伴随他参加批判大会的秘书邱景春同志突然来了,说首长讲完就回医院了,他是专来报信的:
“首长一上台,还是他那个习惯,对着麦克风,把他那根手杖在地上使劲地顿了一下,全场一下子鸦雀无声。可能是首长好久不露面了吧,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他慢慢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全场一下子哄然大笑。是发言稿!”邱景春兴奋地用手比划着说。科技战线的人们对他太熟悉了,这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讲话居然也念稿子了。
“主持人就喊,严肃点!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父亲根本没有用事先准备的那份讲稿,他不知什么时候为自己拟定了一份只有72个字的讲话。我记得在推敲检查稿时,他曾嘟囔过一句:“检什么讨?但话要讲!”
72个字的全文如下:
“去年3月我重新工作以来,到了一些单位,接触了一部分干部群众,讲了一些话,也作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将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
完了?邱说:“就这几句话,首长说完,又把手杖狠狠地在麦克风前顿了一下,扭头就走。”
父亲说过:“既然他们要我面对这么多群众,怎么检讨,就不是我个人的事了。我决不低头!”他没有为解放军丢人,没有为老红军这个称号丢人,没有为1975年的整顿丢人。他也没有为共产党丢人,虽然,批判他是中共中央批准的。
批判仍在持续不断。规模在六七千人左右的批判大会,继1月18日后又开了多次:2月5日,2月6日,2月11日,3月1日,3月2日,3月5日,3月24日,8月5日……父亲一律拒绝参加。他说:“你有本事就来绑架我吧!”
他还劝国防科委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向荣不要去参加批斗会。肖说,不去,政治上被动,毕竟是毛主席领导的群众运动啊。肖向荣去参加了并据理力争,但越是这样,对他的批斗就越是没完没了。一天晚上,他伏案写交代检查,倒在写字台上。闻此噩耗,父亲泪如泉涌。
多少年过去了,每次提到这事,父亲都是那句话:“是我找他出来工作的,他是代我受过而死。他比我更忠于这个党,他对党是真忠,真忠……”
张爱萍语录:“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华国锋替我解了围。华国锋同志是个很厚道的人,我一直很感激他。对他是不公道的。”“四人帮是谁支持的?还不明白吗!”
[卢晨征口述]
他被打倒,230厂停产,就像黑夜里的一座大坟
卢晨征,曾任航天部质量司司长、七机部一院230厂厂长。当年是张爱萍极力推荐和安排他担任厂长的。他对张爱萍的回忆令人动容。
我听说他们推荐了我,就开溜了,跑到胜利油田去了。那里就像是个青纱帐,下到钻井队,就是油田指挥部也别想再找到我。
后来听说是张爱萍发火了,人到哪里去了?给我找!当时我并不知道,以为事情过去了,就偷偷回了趟家。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刚起床,就看见窗外停了辆军用吉普车,这下堵住我了。我没有法子,跟着他们到了京西宾馆,在外屋先见到宋彬成秘书长。宋说,你就是卢晨征啊,就给了我一个本子一支铅笔,说,拿着,张主任在里面等你,进去吧。
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地图,中间一个大条案,桌上好几部电话,像个作战指挥所。屋里光线很暗,靠里的墙边上站着个人,背对着我。我猜到是张爱萍。我远远地站着,好一会儿,他看都没看我,说,叫你来,怎么不来啊?声音很慢、很低沉。我说,张总长,你问我啊?他顿了一下拐杖,仍然背对着我说,难道这间屋子还有其他人吗?我壮起胆子对着他的背,讲了三条理由:我说自己身体不好,经常吐血。再者,虽说在机械行业呆了20多年,但对运载火箭可一点也不懂。这些理由我自己都觉得牵强,最后我还说了点实话。七机部派性斗争的厉害,派任何人去,都是没有办法工作的。
我一边说,他一边还是看他的地图。听完我的话后,还背朝着我。他说,你讲了三条,我只说一条好不好?拿本子记下来:明天上午10点钟到230厂上班。记下了吗?我说,记好了。他见我不说话了,回过身来,说了声坐吧。他交代了四个问题,我还记得,是情况、任务、干部、当前首要解决的问题,共四个方面。记得他专门交代说,要特别和几个人搞好团结,他说,和则兴、散则败。
我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后来批判我时要我交代和张的这次谈话,说用了两小时20分钟。当时共调了司局长一级的干部22人,张只谈了十几分钟,而和你却谈了这么久,要我交出笔记,我说没记录,他们说,有人看见你做了记录。但我就是没有交给他们。
临走,张当着我的面交代宋,你明天9点50分到厂里去,检查卢厂长到了没有。宋送我出来说,明天在家里等着,我去车接你。
我回到家,和老伴说,有麻烦了,你给我打个行李卷吧。因为明天就要上班了,就要和张爱萍一起去拼命了。晚上我找了七机部几个熟悉的同志,问了一些情况,大家都说糟糕透了。我的心情更沉重了。第二天我在办公室安了张床,人家告诉我,住在这里也没饭吃,厂里的食堂早垮了。我说,再说吧。
搞这个平台难度是很大的,230厂只有一个姓邢的师傅能做,他是915的。916一个姓李的车工也能做,叫李凯丰。后来又调来一个叫郭崇伟的,是915的。他们之间也争,但都和张老总很亲近,听他的话。怪了!这些人谁要有病,张都知道,叫人把药送到他们家里,连谁头痛脑热都知道,特别是对916 的人。
我当厂长时,配给我一辆专车,后来有人告诉我,是张老总知道我身体不好,专门批的。我当时身体很不好,无法入睡。有天早上5点钟,有人敲我的门,给我送来4瓶胃得乐,说是张爱萍带给我的,市场上买不到,还带话说,让你先吃,再给你找。这个药真的是很对我的症状的,但他是怎么知道的?我百感交集。
中国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有个人关心你,他用你时可能不讲理,但他是真的关心你的。过去知道他给工人送药,现在叫人这么早给送来,估计是怕别人知道了。230厂派性斗争那么厉害,他一来,就能团结起那么多的人,是和他深入到最底层关心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
有个既无技术又无本事、专门捣乱的916铁杆,张老总亲自过问他的户口问题,还为此找过丰台区的领导,把他的老婆、孩子都办到北京来了。目的是一条,只要能把科研生产搞上去,就要团结。张被打倒后,这个人慷慨激昂地在大会上发言,张爱萍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惜亲自用小恩小惠瓦解工人阶级,我没有技术,他还亲自给我跑户口……这个人真无耻!
后来批张,除少数916的几个铁杆,绝大多数人都不讲话,没有什么人响应他们搞的这一套。那时每天都要搞到夜里一两点钟,很紧张,也很疲劳,但还是向前冲,就像黄河大合唱里唱的:我们一天天接近了胜利。
山雨欲来风满楼,空气慢慢就不对了。开始批判张爱萍了。他们叫我揭发,我说不知道,就说我装糊涂。后来,周总理去世了。我开始写交代材料,“文革”已经教会了我写这种东西。我写道:我听说张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很吃惊,经过革命群众的教育,我才认识到。过去我认为张是全心全意地执行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对生产抓得很紧、很细,对生产进度了解得很具体,对干部群众搞五湖四海,对工人生活上关心体贴。经教育,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反革命。我把检讨贴出去后,他们急了,说是给张涂脂抹粉。我真想这张大字报有一天能让张爱萍看到。
我是1979年离开230厂的。厂里停产了,没有人了,一切又恢复到张老总来之前的那个样子,就像黑夜里的一座大坟,寂静得让人害怕。
毛泽东去世了。在追悼会上我见到了穆可民,他老了许多,但我还是忍不住地对他说:老穆啊,你可是张老总器重的人啊,把你从外地调进来,但你是怎么对待张老总的呢?你在揭发他时,是那么不实事求是。假如有一天你见到张老总,他说,老穆啊,你好呀!我想知道,你怎么回答啊?
穆呆了半天,哇的一声就哭了。
我们都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我说,也许我说得不对,也许我不该这样说,请你原谅。他流着泪,把头往墙上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