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要提明了,我这里所记的,是北京神武门的清宫,从1924年11月驱逐清废帝溥仪,将它改成故宫博物院的一段故事。
我生在清末,13岁考入浙江求是大学堂(即浙江大学),后因父吴殿英先生曾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职,后到武备学堂帮助创建湖北新军,曾鼎力支持革命党。也正是这支军队成就了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大总统黎元洪曾是他的下级。我转学至武汉的湖北方言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学的是英文专业,毕业时不过19岁而已。
1913年,我23岁时因父丧,到北京投奔了任都肃政使的舅舅庄蕴宽先生。这是个延用清朝的官名,属国家严肃政务的最高官吏。按说在那一片政治乱象的年代,我的兴趣所在本应以一支秃笔,靠书画诗文,隐遁逃避,独善其身,终其一生。却反而在时局的制约之下,蒙当时执政的诸多大人物抬爱,请我做了北洋政府内务部警政司的第三科科长,主管的是外事警察,以及地方治安,并且兼着许多公职。其时北京市政府还称市政公所,我也兼着坐办(相当现在市政府秘书长),其中的主要责任,乃是对废帝溥仪与“清宫”事物的监管。
溥仪久居宫禁,颇不安分,与张勋、康有为等清室旧臣阴谋串联,常思复辟,造出很多事端,且将宫内宝物不断移出宫外。此些事情恰在我的管辖之内,由于事涉重大,我毕竟一介书生,哪里经过如此复杂的局面,倘若真出变故,非同小可,杀头之罪姑且不谈,国家颠覆、天下大乱、祸延百姓、腾笑世界,则谁来承担?
为此我多次向上呈文,提议按照清室退位时签署的优待条件请溥仪迁移出清宫,搬至颐和园。清宫即为故宫,并由故宫蜕化而为博物院。此为国体变更应有之结果,若法、若俄、若德,何莫不然。但当时一班高位的主政者,都在清朝做过高官,受过圣上隆恩,还有“故主之思”,暗暗抵抗,不能这样做,我的呈文也就没了下文。
我有一位昔日的湖北方言学堂的同窗好友,大我11岁的易寅村(培基),他是长沙人,毕业后回湖南教书,当过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曾受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提拔,后又去到南京政府任职。他以孙中山先生代表身份来京与苏联公使加拉罕谈判庚子赔款分配,每次来都是住在我家。这次,因为公务,又为避免耳目,他要我给他在我家近处找一家旅馆。我给他安置在我家胡同隔壁的一家公寓,地点是在南河沿,名叫大纯公寓。我每天给他送饭菜,他无事则来我金钩胡同家里坐谈,常常谈到溥仪出宫的问题。那时,正是冯玉祥“叛变”了,班师回朝,驱逐了曹锟,黄郛组织了摄政内阁,易培基出任了教育总长。
1924年11月5日下午,培基匆匆地来到我家。他那时已经迁居到后门井儿胡同,不同以前的每天见面了。那日一来,就兴奋地告诉我说:“你平常谈的要请溥仪出宫,昨晚我们深夜开了一个会议决定实行了,组织了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推举了李石曾(煜瀛)做理事长,会内除少数专任的职员而外,聘请许多专家以及各机关有关系的人士做顾问,政府各机关规定每部派二人为助理员,内务部自然要派,你来吧!”
我听到这消息,当然非常高兴,也感觉很有兴趣。同时心里也暗思忖,倘若溥仪不思复辟,守纪守法,我也不去写那些呈文,建议轰他出宫,他仍可与英、日皇室一样住在宫内多些时日。
“自然要参加的!”我说,“但是我不要由内务部派,还是由你们那里聘做顾问为是。”
他说:“为什么?”
“我知道部里的意思,难得与我一致!况且我又是部里多年直接对清宫监管的官员,地位尴尬,假使我代表着内务部,我肯定要代表本部说话,这样我反而不能说我的话了。还是请他们另派。”
“也好!”他说着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