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一路这么闹下去,花了八个多月才到南京。王守仁早在六个月前就把宁王押到这里等着了。半年来,王守仁多次苦求皇上受俘,朱厚照一概不准。后来,王守仁终于开窍了,重新报捷,说太师“朱寿”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迅速平定宁王叛乱,对自己苦战恶战之情一字不提。捷报递上去,朱厚照高兴地准奏。不过他下令在南京玄武湖上重新“平乱”:把宁王安置在一艘船上,自己指挥大军再把他抓一次。受俘之后,大军北返。同样的道路朱厚照再玩一遍,觉得无聊,竟然要释放宁王,要和宁王再玩“打仗游戏”。大臣们瞠目结舌,好在朱厚照在清江浦捕鱼时,自己驾的船翻了,落水着寒,玩不了了,只好迅速返回北京,第二天初春就死了,年仅31岁。
朱厚照的所作所为,笑点很多。但如果朱厚照是一个普通人,其言行就是贪玩了些,并没有可笑之处。有人认为,朱厚照是明朝最具人情味的皇帝。可惜皇帝身份不适用常人的标准。比如贪财,就是人之常情,但皇帝贪财就惹人笑话。汉灵帝就贪财,卖官筹钱,把官职按照高低定价,其中地方官因为直接管人管钱,又比同级的京官要贵。因为定价偏高,买卖不好做,汉灵帝就变通先首付后按揭,可以当官后慢慢还,但售价要提高一倍。一次,汉灵帝用500万把司徒卖给了某人,见他很爽快就一次性付清了,对他说:我后悔了,卖你便宜了,本来可以卖1000万的。
攀附权力助长皇帝搞笑风
专制体制固然可以解释帝王们搞笑的部分原因,一般人的攀附权力、阿谀奉承,也让帝王们在幽默的道路越走越远,客观上起到了“起哄”的作用。后人在对搞笑帝王肆意大笑的时候,板子不能全打在帝王的屁股上,旁人也难辞其咎。
做大臣的,明知道皇帝写的诗词狗屁不通,还大张旗鼓地捧臭脚,皇帝随手写一个字就恨不得立一座碑亭供起来。拍马屁的好处是立竿见影,却不想想百年之后的人看到皇帝的臭字到底是骂皇帝还是骂你?
南陈末年,杨广率领隋朝六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江南。边关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陈后主陈叔宝面前。尚书仆射袁宪冒死劝谏,认为务必在长江渡口增兵把守,做好防御。但是陈后主左拥张丽华、右抱孔贵嫔,膝上还坐着个龚贵嫔,一边听《玉树后庭花》,一边饮酒作乐,对大臣们说:“北齐侵我三次,北周侵我两次,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被我们打得大败而归。为什么?建康有王气在,小小杨广能奈我何?不理他!”话刚落,丞相孔范就献媚附和:“是呀,长江天险,自古隔断南北。杨广黄口小儿,难道能插翅飞过长江来吗?我一直嫌我官小爵低,万一杨广飞渡长江,那我就有了封侯拜爵的机会了。”孔范的话,说得陈叔宝哈哈大笑。不过没几天,隋军就攻破建康,陈叔宝躲在井底,被人拉上来时发现和张丽华和孔贵嫔挤在一个筐里呢!而孔范,早不知道跑什么“封侯拜爵”了。这个孔范最擅长给陈叔宝文过饰非,凭着一套怕马屁的本领做的丞相。如果没有孔范,陈叔宝这个笑话的“笑果”就大打折扣;没有孔范,陈叔宝也不会在搞笑的道路上一奔到底。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上回忆了一个笑话:
有一天,我在御花园里骑自行车玩,骑到拐角的地方,几乎撞着一个人。我的车子在那里打了个圈子,准备绕过去了,不料这个人却跪下来不走,嘴里还说:“小的给万岁爷请安!”我瞅了他一眼,看见他嘴上还有一抹胡茬子,知道他并不是太监。我骑着车打着圈子问他:“干什么的?”“小的是管电灯的。”“刚才没摔着,算你运气。干么你老跪着?”“小的运气好,今天见着了真龙天子。请万岁爷开开天恩,赏给小的个爵儿吧!”
我一听这傻话就乐了。我想起了太监们告诉我的,北京街上给蹲桥头的乞丐起的诨名,就说:“行,封你一个‘镇桥侯(猴)’吧!哈哈……”我开完了这个玩笑,万没有想到,这个中了官迷的人后来果真找内务府要“官诰”去了。内务府的人说:“这是一句笑话,你干么认真?”他急了:“皇上是金口玉言,你们倒敢说是笑话,不行!”……
如果说陈叔宝是笑话的主角,那么发生在紫禁城的这个笑话,主角是那个管电灯的。如果没有他攀附权力、官本位的思想,就不会有笑点。同样,捧臭脚的大臣也好,拍马屁的孔范也好,违背常理,让自己成为笑话的一部分,也是屈服帝王手中的权力。一来是避祸,避免帝王的绝对权力伤害自己。比如雍正皇帝曾在阿克敦的奏折上批道:“今到广西,若仍皮软欺隐,莫想生还北京也!”一般人都如同阿克敦一样,是有七情六欲的凡夫俗人,能不屈服雍正的威胁,揣摩雍正的意旨办事;二来也希望专制权力能造福自己,在搞笑中追名逐利。比如雍正就说过:“朕说你好,你才得好。”底下的人只有屈服于他,才能“得好”。
正是上述绝对的权力、残酷的环境和底下人的攀附奉承,让帝王这个行业笑料频出,帝王本人却浑然不觉。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