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一封信的启示_翻译-萧乾-译本-西斯-谦受益

　　近日整理友人来往信函，看到一封萧乾写给翻译家许钧的信。信中说，“我看译书与做人之间是不能分的。我还是相信满招损，谦受益这句古训。拍着胸脯称自家译本为‘定本’不可取，尚未动手译即预言自己的译本将是‘定本’尤不可取。译书做学问，贵踏踏实实。很赞成您为文匡正一下时下的译风。”这封信是1995年9月26日写的。我回忆起，当年萧乾、文洁若合译的《尤利西斯》全译本率先出版，接着金隄的全译本也相继出版。对上述两个译本，读者因人而异，互有褒贬。此时有位翻译家尚未动手翻译，就声称自己译出的《尤利西斯》，必将成为此书的中译“定本”。萧乾与许钧二位，对此言论均不认同，故有此信。

　　二十多年后重读此信，不禁使我引发诸多联想，更对萧乾等一代翻译前辈所奉守的译风，感到无比的崇敬与怀念。

　　所谓译风，最直观的表现，主要是指译者是否恪守翻译职业道德，翻译评论是否客观严谨，译作传播过程是否规范有序。萧乾勉励许钧要“匡正一下时下的译风”，表明他对当年的译风是有看法的。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译界的译风，依然存在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诸如翻译抄袭远未匿迹，劣质翻译靠促销手段依然畅行，网络翻译野生疯长，翻译报酬长期偏低等等，均有待社会重视和加快解决。因这些问题，已有很多报道，无意重复。本文只想就萧乾信中所说“译书与做人之间是不能分的”这一点，谈些感想。

　　做人与译书都要讲究道德，许多做人应有的品德，在译书上也同样适用。这个道理许多人都明白，但未必人人都能做到。萧乾信中重申“满招损，谦受益”这条古训，就很有现实意义。翻译作为不同文字转换的学术行为，各有各的诠释和表达，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恐怕很难出现什么“定本”。所以，还是要以谦为贵。萧乾以身作则表现出的崇高译德，令人怀念。

　　接触《尤利西斯》的翻译，金隄确实早于萧乾，但金隄只译过三章。1994年，译林版《尤利西斯》上卷出版前，在原稿附录的“乔伊斯大事记”中，本来写有“1987年金隄译《尤利西斯》三章，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觉得只译出三章，分量太少，就把这一行删掉了。不料我这一草率之举，竟引发了萧乾与文洁若老两口的一场争执。文大姐同意删，而萧乾不但反对删，还要求把“1981年金隄译过第二章”再加上去。他强调这是历史，必须承认。为了此事，他连来两封信批评，甚至生气地用了“没有气度”“狂妄自大”“老子天下第一”“无视旁人劳动成果”等这些重话。最后声称：“我坚持”，否则就“取消《大事记》”。后来文大姐和我都同意保留不删。不仅如此，当得知金隄也在翻译《尤利西斯》时，萧乾接受釆访时公开说：“如果金隄来我家，我会拥抱他。”上述史实表明，萧乾虽身为名家，但仍对翻译保持谦逊的态度。

　　翻译既然难有“定本”，那么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译本，只要是认真严肃而非粗制滥造的，都应该受到尊重。前几年曾出现过一阵抹黑前人译本的噪音，鲁迅、郭沫若、傅雷、杨绛、董乐山等多位名家的译本，都被有些人挑错批评。作为翻译评论，对名家当然可以批评，有些批评也确实有道理。但应该倡导实事求是的态度。“谦受益”这句话，对译者和评论者都适用。前人的译本，受当时信息、语言和工具书等条件所限，难免会有误译，这可以理解，但不能因此抹煞其无参照先译的艰难和开拓的作用。同样道理，对后人的新译本，也要善于发现和肯定他们那些“青胜于蓝”的亮点。

　　再举萧乾自己“谦受益”的事迹为例。1996年，当得知《尤利西斯》除萧乾、文洁若以及金隄两种中译本之外，还有人计划再重译。为此，萧乾于1996年8月7日在《文汇报》发表《〈尤利西斯〉第三种译本行将问世有感》。文中强调了“译书无专利，同行也非寃家”的见解。我当然清楚萧乾夫妇为了翻译《尤利西斯》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一个85岁，一个78岁，两位老人每天5点就起床动手翻译，一天起码工作十小时以上，四年中除了译书，还做了六万多张卡片，为全书附了近六万条注释。这期间，他们还向爱尔兰使馆、英国朋友、北京天文台、南京金陵神学院，以及季羡林、杨宪益、金克木等上百个单位和多方面专家，请教过翻译中遇到的专业难点。就凭这些应该说，萧乾夫妇对他们的译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尽管如此，萧乾在上述那篇《有感》的文章中，仍然强调“翻译无专利”，“希望能有更好的译本超过自己”。

　　萧乾指出“译书与做人分不开”，再次重申“满招损，谦受益”这条古训，这就是他这封信中留给后人的重要启示。